正确认识中华传统伦理道德 为建设和谐社会服务

正确认识中华传统伦理道德 为建设和谐社会服务

发布者:研究生处,发布时间:2009/12/17,阅读:6764次

高照
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34

    摘要: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进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浩瀚渊博。本文从中华传统伦理道德的主要内容入手,分析中华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思想和特点,最后提出对其应该批判与继承结合,继承与创新结合。

    关键词:传统伦理道德  基本内容  批判  继承

    伦理道德建设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人类生活正常运行的重要保证。我国是一个遵道贵德的国家,不仅整个社会的风尚重视伦理道德,尊重有德之人,而且也十分重视伦理道德方面的理论建构,总结、提升传统伦理道德精神,建立了丰富、多样并且不断发展、完善的各种伦理道德思想体系。伦理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最突出的贡献之一。通过批判地继承和发展我国传统伦理道德,不仅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而且对人类社会价值的提升,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华传统伦理道德的主要内容
    一般而言,人们说的中华传统伦理道德主要指的就是儒家伦理道德。儒家创始人孔子站在中国文化的历史性转折点上,通过对春秋以前中国文化成果的总结,成功地对中国社会的生活秩序进行了伦理化、道德化的提升,创造了以仁、礼、中庸为内核的伦理思想体系,为儒家伦理道德奠定了基础。孔子之后,孟子从主观能动的方面发挥了孔子的伦理思想,他的五伦说、性善论、修养论,以及仁、义、礼、智的价值体系,成为儒家伦理发展完善的重要环节。可以说,儒家伦理道德学说是一个极其发达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其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它从理论上探讨和论证了道德的必要性、可能性和伦理价值规范的正当性等诸多问题,并把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化成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规范,从而将之引入社会实践的方方面面。
    中华伦理思想体系主要由三方面内容构成:道德主体品格要求,人伦关系原理,人性的认同。概括地说,就是人道、人伦、人性。 “仁”的原理,“礼”的法则,修养的精神,构成中国伦理体系的基本结构要素。
    其一,“仁”的原理是孔子对中国伦理学最突出的贡献,也是中国伦理精神由自发走向自觉的标志,“仁”以爱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为根基,“仁者爱人”;其出发点是以“孝悌”为核心的亲亲之情;由此通过“忠恕”的环节推己及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扩充为社会的伦理原理与道德情感。“仁”是一切德性的生命根源和发端,又是最高层次的品德和德性的最高境界,还是道德行为的推动力。其内涵有,一是人伦决定人格,即人在血缘为本位的各种关系中确定自己的地位,如果抽掉了这些关系,抽掉了人在各种关系中的社会角色,人格就不可能存在。二是仁、义、礼、智的价值体系,这是“中国四德”,与理智、正义、节制、勇敢的“希腊四德”形成对照,体现了不同的民族精神。三是德性主义,即以“修己安人”为模式,以“内圣外王”为目标,不但追求道德人格的建立和提升,而且追求圣贤人格的实现,从尽己之性到尽人之性,从尽人之性到尽物之性,最后赞天地之化育,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1]
    其二,“礼”的法则是中国文化人伦秩序与人伦原理的最集中体现和概括。可以说,中国伦理的秩序就是“礼”的秩序。其内容一是五伦设计。即以家族为本位,把家族血缘的情理上升扩充为社会伦理的原理和国家政治的原理,建构起身、家、国、天下四位一体的伦理系统,和以返本回报为原型的互惠互动的双向伦理关系,形成以“孝悌”为本的道德价值取向。二是整体主义。即把整体秩序作为最高的价值取向,个体应在既有的人伦秩序中安伦尽份,维护整体的和谐。三是伦理政治。即把血缘——宗法——等级三位一体,血缘——伦理——政治直接同一,把家族关系中的长幼之序上升为一般伦理法则,成为社会上的尊卑等级之别。
    其三,修养的精神。其内容包括,一是强调人禽之分,突显人的尊严。把人性看成是人之异于、贵于禽兽者,把道德性作为人性的主要内容,始终把对人性的信任和期待作为伦理学的基础,在战胜、克服动物性的过程中突显人性的崇高和伟大。二是人格均等,人人可圣。认为道德人格是均等的,只要努力,人人都可成为圣贤。三是修身养性,向内探求。要求不断超越自身,在个体欲望、现实利益与社会秩序、道德理想发生矛盾的时候;宁可克制自己的欲望,也不放弃道德的追求。
    二、中华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思想
    第一,天下为公。其实质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中的整体意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中的天下,既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也有以仁义为内容,以社会道德风气为主要表现的天下。如顾炎武“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显然,这两个天下有不同的内涵和阶级属性。但它们或把统治阶级的利益,升华为一种神圣的、必须普遍遵守天命的整体意识,或超越个体的、局部的利益,形成统一的、具有社会性利益的整体意识。
    第二,为政以德。“为政以德”是孔子的观点,他认为道德教化是为政的基础,而每个社会成员的道德自觉则是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孟子继承并深化了孔子的思想,指出“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政治道德,体现为官员从政须加强道德修养和以“仁义”为政纪的要求。这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有其阶级的局限性,但它毕竟是历代统治阶级或集团对于治理国家实践经验的理性思考,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清正廉洁、开明政治的出现。实事求是地说,“为政以德”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文明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2]
    第三,德教为先。“德教为先”与“为政以德”是儒家政治伦理思想递进的上下两层。“德教为先”并不仅仅在说道德教育为先,同时还明示了道德在儒家的政治蓝图中的核心地位,即把道德视为治国安邦的最根本的手段,视为立国之本。德教是否是可能的呢?孔子通过“性相近,习相远” 回答了这个问题。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这一思想,认为人与禽兽的差别原来并不大,即“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 ,并进一步分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 ,即是说,人之所以为人,主要是因为有道德,道德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标志,“德教”当然就是人成为人的基础。反过来说,人必须“有教”,人也可以“教化”。所以,孟子回答别人“‘人皆可以成尧舜,有诸?’孟子曰‘然’。” 荀子虽然持性本恶的观点,但其德教思想却和孔孟殊途同归,认为人性本恶,但后天教化却可以成善,人必须“有教”,人也可以“教化”。“‘涂之人可以为禹’,易谓也? 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
    第四,修身为本。修身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最具特色的概念,在孔子那里被称为“修德”“克己”“正身”“修己”。孟子发扬光大之“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而荀子讲得更清楚,“扁善之度,以治气养生,则身后彭祖;以修身自强,则名配尧、禹。” 从内容上讲,修身就是要正其心,整饰自己的心情欲念,保持心地平和。净化、纯化自己的意念,不自负,严格要求自己,经常解剖自己,不掩饰自己的“不善”,逐步达到至善的境界。但为什么要“修身为本”呢? 关键之处就在于“本”。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克己”的目的在于“天下归仁”。孟子说“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平天下”。由此可见“修身为本”与“德教为先”是相贯通的,它们是实现“为政以德”的两翼。只不过“德教为先”的着力点在社会、在统治阶级整体或集体;“修身为本”的着力点在于从天子到庶民的个体。修身为本的思想影响了封建社会两千余年,不仅知识分子多形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安贫乐道的气节,而且一切志士仁人把修身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和前提,作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的基础和前提,毕其一生去追求、去践行。这种重视修身的道德思想,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不仅在知识分子群体当中,而且在广大的劳动人民中间都表现出重视追求精神生活的民族品格。
    三、中华传统伦理道德的特点
    第一,历史悠久,良莠杂陈。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的尧舜时代,但主要形成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就生活在这一时期,他在这新旧制度交替的大变革时代,形成了以“仁”为最高的道德境界,将“孝”“悌”“礼”“信”等置于其下的中国最早的道德学说。但儒家学说在这一阶段仅仅以一种学术思想存在着。经秦始皇统一中国,到了汉武帝的时代,统治者不能再把武装力量作为维护自己统治的首选工具,而是需要利用文化的力量统一人民的思想,稳定社会秩序。在这时,孔孟的道德观,作为文化遗产,受到了统治阶级的推崇。孔子的伦理道德文化上升为“御用”的政治伦理文化。中国封建社会到宋代开始走下坡路,地主阶级在上升和发展时期的勃勃生机逐渐窒息,它狭隘的阶级私利日益膨胀,与此相应,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们适应这一时期的社会需要所提出的道德观念也趋于僵化并走向极端。明末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理学家刘宗周对崇祯皇帝讲的依然是“陛下心安则天下安矣”。这时的道德文化已经是腐朽的、反动的文化,在历史上起了束缚人民活动的严重的消极作用,应该受到严肃的批判。
    第二,入世尚仁,重义轻利。任何社会都需要用道德规范、行为准则来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形成社会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引导人们如何为人处事、如何在社会中共同生活。我国表现出入世的性质,孔子“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 就是对自己学说的入世性质的最好诠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在坚持其入世性质的同时,却又在世俗生活中尚义不尚利,提倡先义后利,以义制利。“重义轻利”这种道德观念是“君子”追求的道德观念,因为“君子”只有通过节制人对利欲的追求,自觉“存义去利”,才能保持国家清廉和公平。
    第三,紧密结合社会政治,服务于宗法等级制度。与社会政治紧密结合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另一基本特征。这一基本特征,反映了先哲们所具有的自觉为社会政治服务,为社会的安定和谐服务的务实精神,希望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实行合乎道德要求的“仁政”,反映了先哲们反对“以道学政术为二事” ,强调学术理论研究必须与社会的客观现实密切结合的学风。而统治阶级也看重了“德治”,常常借用国家力量,把符合自身利益的道德思想、行为规范赋予政治和法律的权威。在这一点上统治阶级和思想家们真正地达到和谐统一。
    四、批判与继承结合,继承与创新结合
    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并不完全是珠玑而是混有沙石,是一个精华与糟粕并存的复杂的文化体系。“它既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与意志,同时也蕴涵着中华民族特有的善良、正义及表达方式。”以往的文化批判,往往缺乏科学的分析而失之偏颇。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汲取其合理内核,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一方面,我们要继承传统伦理道德中的有益成分,如传统美德中的孝道、礼仪、诚信等等,对于促进家庭、人际关系、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又如在中国民间社会存在的道德信条,如贫富相助、患难提携等朴素的道德习俗,对今天的道德重建,对人的素质的提高,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传统伦理道德的存在与作用的发挥,有其特定的社会条件和生活形态。安土重迁的宗法社会和小农经济是其攀附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3]到了现代社会,随着社会流动日益频繁,离土离乡的人群越来越多,建立在熟人以及私人关系基础上的伦理道德,必须根据时代的要求,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传统的伦理道德与当前的思想道德建设之间找到恰当的契合点,为和谐社会构建提供精神动力。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意识形态的复杂化、多元化导致人的价值观、伦理观、道德观发生很大变化,必须建立以优秀传统道德为重要内容的社会主流价值观,改变伦理道德的缺位现象,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伦理道德能够古为今用,与时俱进,这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参考文献
    [1]刘波、赵庆梅:《论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及其现实意义》,载《职大学报》2006年第4期。
    [2]王红武:《关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思考》,载《学术探索》2007年第3期。
    [3]徐晓霞:《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若干思考》,载《文化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