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诚信观的历史演变

中国传统诚信观的历史演变

发布者:研究生处,发布时间:2010/5/10,阅读:4938次

马锦君
     (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沈阳  110034)

    【摘要】随着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朝代的不断更迭,传统诚信观大致经历了萌芽期、确立期、政治化时期和实用化时期四个阶段。并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或主流思想。本文旨在对中国传统诚信观的历史演变作以梳理,从而说明诚信观念在我国伦理体系中的源远流长,启发我们正确把握传统诚信思想中的合理内核,为今所用。
    【关键词】诚信;传统;时期

    诚信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规范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中注释说:“诚,信也,从言成声”,“信,诚也,从人从言会意。”[1]就是说,诚即信,信即诚,二者可以互训。诚信的基本含义就是诚实守信,它作为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在华夏伦理体系中生根发芽,并一直延续到现在。
    一、夏商西周时期:传统诚信观的萌芽期
夏商西周三代,这是传统诚信观的萌芽期。在这个时期,朴素的诚信观念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的转型:[2]一是原始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人们在生产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种个体对集体的绝对依赖,诚信主要表现为“人——人”之间的忠诚。如《礼记•礼运》中对我国原始社会的道德状况有这样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里“讲信修睦”就是讲诚信,修和平的意思。二是原始初民的神灵观念根深蒂固,对神灵的崇敬和尊重成为人们举行宗教祭祀活动时最重要的心理态度,诚信主要表现为“人——神”之间的虔诚。商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社会,由出土的大量甲骨文及其它文物显示,当时人的思维能力很低,系统的伦理学说还没有形成,但其伦理观念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祖先崇拜和天神崇拜,《礼记•表记》中对殷商敬神鬼这样写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由此可见殷商时期祭祀神鬼的风气已经相当普遍了。三是随着人的主体意识的增强,“德”被视为连接“天”、“人”之间的重要纽带,重视自身德性培养的“敬德”思想开始出现,诚信主要表现为“人——德”之间的虔敬。约在公元前11世纪,周朝建立新的政权,西周初期统治者,总结了夏、商兴亡的历史教训,提出了“经德受命”、“以德配天”的思想,为自己的统治寻找理论根据。周公姬旦认为“德”是由天所命的,商朝灭亡是因为“惟天不畀,不明厥德” [3]而周代兴起也是因为“上帝”和“皇天”赋予其“德”。可见西周的伦理思想带着明显的神秘色彩。
    经过这三个阶段的转型,此时的诚信观重在阐释为政之人应该具备诚信品质,诚信观念发展为主体的道德责任,形成了对自身进行道德反省的积极的心理态度。[4]这为传统诚信观的进一步确立奠定了基础。
    二、春秋战国时期:传统诚信观的确立期
    春秋战国时期,是传统诚信观的确立期。在这个时期,诸子百家对诚信概念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阐述。这时的诚信思想已成为中国古代伦理道德规范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思想也构成了中国传统诚信观的主要框架,为传统诚信观的进一步规范化铺平了道路。
    (一)儒家
    孔子认为“信”是个人立身处世的重要前提,是交朋友的重要原则,是从政治国的基本准则。孔子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5]可见孔子把“信”放在做人的第一位。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孔子主张与朋友交往要讲信用。“言必信,行必果。”[6]“与朋友交而不信乎?”[7]就是说人有诚实的信德才会得到别人的信任,讲求信用,办事才会通达。孔子还认为,“导千乘之国,应该“敬事而信”。[8]也就是说即使治理一个仅一千辆兵车的小国,也要对百姓诚实不欺,否则国家就治理不好。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诚信思想,但他更强调内心的修养。这从他提出了“思诚”的命题就可以看出来,他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9]在孟子看来,“诚”是自然界和人立身处事的共同的最高道德法则,努力追求“诚”是人的必须遵循的法则。孟子还把“信”提升到“五伦”之一的高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时的诚信伦理还只是定位在朋友关系上。
荀子在孟子的基础上把“诚”从做人之道扩展为治世之道。 [10]如《荀子•修身》中说:“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这句话大意就是真诚,是君子的操守,政治的根本。荀子同时也把“信”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他说:“言无常信,行无常贞,惟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 [11]至此,诚信已扩至到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切伦理关系之中。
    (二)道家
    老子在《道德经》中指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和“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他认为诚信是一种朴实无华的美德,不是华美的词语。他认为天下缺乏诚信,就是由于当权者的不诚信。因而他主张“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12]所谓“言善信”就是言语平实而有信用的意思。老子的诚信观保持着淳良质朴的风貌。            
    庄子的诚信思想来源于老子,但他比老子说得更生动。他提倡顺应自然、真实不欺的诚信品德。《庄子•渔夫》中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其大意就是不真诚就不能打动别人。庄子又说:“无行则不信,不信则不任,不任则不利。”[13]可见庄子不仅把诚信看作至高的品德,而且注重诚信伦理的道德实践。
    (三)墨家
墨家推崇忠信之士, 墨子说“凡我国之忠信之士,我将赏贵之;不忠信之士,我将罪贱之。”[14]他把“信”作为举贤的道德标准,这里所说的“忠信之士“是指那些能忠实于“兼相爱,交相利”的政治理想的人。这样的人如果掌握了政治权力,既可以保证“兼爱相利”政治理想的实现,又符合仁义忠信的道德规范,这样就可以把政治主张和伦理思想融为一体了。
    (四)法家
    法家把法与德绝对对立起来,否定道德的功能,但却十分看重“信”。商鞅将“信”视为强国利民的重要手段,他说:“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15]
韩非是先秦时期最后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的诚信思想主要是从商鞅那里吸收的养料。他把“信”看作至高无上的美德,如《朝非子•外储说左上》中以赞美的口吻叙说了“晋文公以诚信降卫国”的感人故事。但法家的诚信已不是纯粹道德意义上的诚信,而是把“信”作用在变法改革的措施之中。
    三、封建社会前期:传统诚信观的政治化时期
    秦汉时期,是传统诚信观作为为封建政治统治服务的一种道德规范的时期,“诚信”被统治者纳入到治理国家的高度,从而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局面已经形成,特别是汉武帝以后封建制度逐渐巩固,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点。同时董仲舒等儒学大师建立了以“三纲五常”为基本内容的封建伦理思想体系,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被概括为“五常”,这里的“信”德已经不同于先秦诸子所言之“信”了,而是重在规范君臣之礼,即作为臣下,应该“至忠厚信,以事其君”,君臣之间要以信为贵,即“明主贤臣,必于其信”。 [16]这时的诚信是为了加强君权、巩固封建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是一种典型的封建集权制度下的政治伦理,也因此加固了诚信在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隋唐时期
    秦汉以后,思想家们不断补充和丰富诚信这一传统道德观念,这直接影响着隋唐诚信伦理向更高层次的意义上发展。到了隋唐时期,封建统治日趋稳定,特别是唐朝发展成为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顶峰,这时的“信”已经成为经邦治国的重要工具了。正如魏徵上书唐太宗曰:“臣闻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君子所保,惟在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德礼形则远人斯格。然则德礼诚信,国之大纲,在于君臣父子,不可斯须而废也。”[17]唐太宗时期的诚信观在政治、文化等多方面都能体现出来,他把诚信的道德规范实施于治理国家、弘扬文化的每一个环节。从而带来了国家的安宁强盛和经济文化的繁荣。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期,作为政治型的诚信道德,为封建社会的长久发展发挥了不可小视的作用。
    四、封建社会后期:传统诚信观的实用化时期
    (一)宋明时期
    宋明理学是以儒学经学为基础,兼佛、道思想形成的新儒学。宋明理学家认为“诚”既是天之道,也是人之性,是连接天人的哲学本体范畴。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关于诚信,朱熹建构了一个丰富、质朴的理论体系。他在《朱子全书》中云:“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便是立诚。”朱子的意思是:以敬慎的态度使内心正直,以正义的准则为外在行为规范,就是立诚。朱子还说:“人道惟在忠信,不诚无物。人若不忠信,如木之无本,水之无源,更有甚的一身都空了。今当反看自身能尽己之心,能不违物乎?若未尽己之心,而有违于物,则是不忠信,凡百处事接物皆是不诚实,且谩为之。如此四者,皆是修身之要,就其中主忠信最重要。”可见朱子所言“诚信”语言平实,道理通俗,为人们从事道德修养活动提供了精神上的动力。[18]这时的诚信伦理道德已经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事物,遍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俨然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公德。
    (二)明末至清时期
    明末至清时期,这时的传统文化集其大成,特别是诚信思想已经辐射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医学、教育、文学等等。尤其指出的是这时的诚信观受到商业文化的影响,走上了实用化的道路。王夫之以“六经则我开生面”的唯物主义态度对儒家诚信这一传统范畴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批判和创新。首先,他认为“诚”的本意是真实无妄、诚信不欺,即“诚,以言其有实”。 [19]其次,主张信义与利益的兼顾。“立人之道曰义,生人之用曰利”,既说明利益的合道德性,又指出义利的兼容性。事实上,在清代“诚”、“信”已成为经商之本,商人们重商业道德,重行为自律,在一定时期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
综上所述,诚信观念在中华民族的思想史上历经悠久的文化沉淀,一直作为中国人立身处世的支撑点。处于新世纪下的华夏民族,在不断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中,要努力把优秀的传统诚信道德作为一个重要的思想因子,运用到与我们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道德行为规范中去。
参考文献:
[1] 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附检字,中华书局,1963年12月版。
[2] 陈劲、张大均:中国传统诚信观的演变及其特征,道德与文明,2007年第3期。
[3] 王世舜译注:尚书译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版,《尚书•多士》。
[4]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M],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5]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论语•为政》。
[6]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论语•子路》。
[7]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论语•学而》。
[8]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论语•学而》。
[9] 杨伯峻编著: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3年版,《孟子•离娄上》。
[10] 郑少珍:中国传统诚信思想的源流及其特点[J],船山学刊,2006年第2期。
[11] 安小兰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07年版,《荀子•不苟》。
[12] 陆玉林著:道德经精粹解读,中华书局,2001年版。
[13] 曹础基著:庄子浅注修订本,中华书局,1982年版,《庄子•盗跖》。
[14] 孙中原著:墨子说粹,三联书店,1995年版,《墨子•尚贤下》。
[15] 商鞅著:商君书校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商君书•修权》。
[16] (汉)董仲舒撰:春秋繁露,中华书局,1975年版。
[17] 王吉祥,王英志著:贞观政要注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版。
[18] 唐志杰、胡军著:诚信:传统意义与现代价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0版。
[19] (清)王夫之著:张子正蒙注,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张子正蒙注•天道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