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以德为政”思想及其对当今社会的影响

孔子“以德为政”思想及其对当今社会的影响

发布者:研究生处,发布时间:2010/5/10,阅读:8463次

                                            王磊
                     (沈阳师范大学 辽宁沈阳 110034)
    摘要:孔子是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在中国浩瀚的文化流域中,他的思想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之一,在人们的内心深处打下了深深的根基,影响了世世代代的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特别是他的“以德为政”的思想时刻地提醒着历代统治者,以身作则、以民为本才是巩固统治和发展生产的最佳途径。同时这种思想对当代党“以德治国”提供了历史借鉴。
    关键词:孔子 ;思想;社会
    从古至今,统治者用于巩固整治统治的方法无非就两种:“德”和“力”。“德”就是指道德、仁义,而“力”就是指物力、暴力。孔子是从“仁爱”出发来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的,在政治管理从面上提倡“以德为政”,所谓“以德为政”就是要求统治者首先要以身作则即要以自己良好的德性风尚为前提,以影响以礼制为中心的政事得到推行,其次要以民为本即要以老百姓的利益为出发点,以“德化”来教育和管理老百姓。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此晨,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这不仅看出了“为德以政”的“和谐”效用,能够有效加强君、臣、民之间的沟通和联系,使“君爱民,民爱君”的思想在人们的内心中得到深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统治者和老百姓之间的矛盾。所谓“治国之道当任德也”。 (论衡•非韩[M])孔子这种所谓的“治国之道”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王道”、“德政”,从历史的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实行“王道”或“德政”就会经济繁荣,政治稳定,人们安居乐业,否则就会动荡不安,政权统治岌岌可危。
    一、统治者要以身作则
    “以德为政”是一个上行下效的过程,统治者当然要义不容辞地站在最前面,在道德修养方面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以普世的道德来规范自己的言谈举止,以自己的道德行为来感化臣民,为广大子民做一个表率,从而使官民上下一致、政令畅通,于是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接着又说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统治者自身道德修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政治的好坏,从而告诫统治者要把自身的道德修养做为维护自己统治的先决条件。这在孔子生活的连年纷争的时代,“以德为政”的思想无疑能够促使诸侯国内部加强团结,全民一心共同抗击其他诸侯国地入侵,有利于在战火中保存人们的生命,更主要的是对于当时“礼崩乐坏”的局面恢复有一定的带动作用,从而有利于当时政治文化的发展。
    (一)正名——君君、臣臣
    当子路问孔子去卫国去管理朝政,打算首先干什么时,孔子说:“奚其政”,这时子路有点百思不得其解,接着孔子又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正名”顾名思义要正确处理好君臣之间的关系,即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论语•颜渊》),君要有君样,臣要有臣样,各职其责,“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泰伯》,不得有越权行为的存在,否则就会出现“君不是君,臣不是臣”的局面,孔子痛斥季氏“八佾舞于庭”《八佾》的越礼行为,认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这样的越礼行为就会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虽有栗,吾得而食诸?”《颜渊》,直接关系着社会的稳定和和谐。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正确处理好其内部关系,大臣要对君主“忠诚”,不能有非分之想,“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忠”即“以道事君”,“以道事君”。臣子应以合乎仁义道德规范的方式去对君主,直到不被君主采纳为止。这种尽忠,还包括在必要的时候以及极端的条件下甘心情愿地献出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所谓“见危授命”、“事君,能致其身”。(《 李翔海:《生生和谐——重读孔子》,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年3月第1版, 第54页。)
    当然了我们对待君主也不能百依百顺,我们“事君”的前提是君主的言行是“仁义”的,如果君主的言行违背“礼”的要求的时候,作为大臣要敢言直谏其过失,而不要阿谀奉承,否则就会“巧言乱德”《卫灵公》,使君主执迷不悟,从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当子路向孔子问事君的时候,孔子说:“勿欺也,而烦之。”(《论语•宪问》)这里也进而指出了“敢言直谏”也是下级对上级的“忠”,可是这在当时会面临杀头的危险,但是作为吃国家俸禄的官员就应该义不容辞地冲到最前面去实行道义,当原宪问什么事“耻”的时候,孔子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这说明了政治黑暗的时候仍然领取俸禄是受之有愧的、是可耻的,这时的大臣为了国家的政治清明有责任“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指出君主策略的过失。于是孔子提倡“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要做到“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君主在“仁义”的范围内去行事,避免灭国之殃。
    作为君主对待大臣要“使君以礼”,尊重大臣的地位,要“先有司,赦小过”,这虽然说得是家臣的为政之道,但是这是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当然君主也要去贯彻实施。大臣是政策的实施者,,是国家的栋梁支柱,是君主的得力智囊团,对待大臣要宽容,讲求团结,才能使大臣在各自岗位上发光发热、尽职尽责。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当大臣出现过错的时候君主不要一味地把责任推给下一级,而是自己首先要反省,对自己要加以重责,正所谓“君子求诸己”(《论语•卫灵公》),而对大臣们要轻责,真正做到“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样才能让大臣们心悦诚服甘愿受罚,从而减少了部下对自己的怨恨,这样有利于增加大臣们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促使他们为“社稷”出谋划策, 这样能稳定朝廷,避免内乱,否则就会“小不忍,则乱大谋”(《论语•卫灵公》)。但是并非君主对属下的过失总是用宽恕的态度加以处置,孔子说:“过而不改,谓之过矣。”(《论语•卫灵公》),所以大臣们也要在君主“仁德”的前提下对自己所犯的过错要加以反省和改正,否则就会酿成大错,即使君主的“仁德”在高,也无法使自己免受其害。
    (二) 帅民以正
    君主道德修养要“正”,以“正”修身,才能树君主“ 德高望重“之形象,孔子认为,当政者最重要的品质是正派、正直,应当以自身的德行来起表率作用。下面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统治者的“正”。
    (1)统治者要端正自己的道德修养
    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正所谓“正人先正己,治国先修身”,统治者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不仅仅是为了自己道德素养,更重要的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重大己任。树立好自己“德高望重”的高大形象,老百姓才会在内心深处感受“以德服人”的信服力,从而会使老百姓去争相效仿君主的思想道德,这样有利于净化社会道德风尚,同时在当时“礼崩了坏”的社会,对于恢复“周礼”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有极作用。于是孔子说:“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可见统治者的道德修养的“好坏”直接影响着老百姓的道德素质高低。其结果是“近者说,远者来。”(《论语•子路》)的局面,这样不仅有利于安抚境内的百姓,使其心想国家;同时也有利于感化境外的百姓,使其归附。这样的国家会政通人和,才可以在战争纷纭的时代有一席存息之地。
    (2)统治者要廉洁奉公
    春秋时期,战火纷飞,民不聊生,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这个时候老百姓最怕的就是繁重的苛捐杂税,不管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苛捐杂税猛于虎”,所以说统治者要在这个时候对老百姓以经济方面的优惠政策。作为上层的统治阶级应该具备的廉洁奉公,勤俭节约的优秀道德修养就摆在了最前面。作为统治阶级的廉洁奉公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去理解。
    首先,在在国家的花费上要节约。古代的统治者都喜欢大修宫殿等等,而大型建筑物的修建需要花费大量的财力,当然财力的主要来源就是出于社会最底层的劳动人们,每一次国家大的工程的修建对老百姓来说都是一次致命的打击,劳民伤财、怨声载道,老百姓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就会引起大的暴动。所以当鲁国的执政者要修建长府的时候,孔子的高徒闵子骞说:“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论语•先进》),从而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统治者不要一味地花巨款去追求宫殿的富丽堂皇,去追求安逸的生活,而应该在国家的开支方面有所节约。另外在国家的礼仪方面也应该力求节俭,孔子说:“礼,与其奢也,宁俭。”(《论语•述而》)这样就能减少没有必要的一部分开支,有利于树立朝廷官员的廉洁奉公形象,从而有利于人人心向上,巩固统治。
    其次,君臣自己要勤俭节约。贪污腐败,为官不廉是历史上屡禁不止的现象,这种现象严重地损害了朝廷君臣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行政不俭,则奢靡之风兴起,直接威胁国家的生死存亡”( 王巧玲:《“为政以德”精义及现代价值》,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年第5期),成为了社会动荡不安的一个主要因素。为政不廉,何存政德?作为朝廷官员要时刻克制住自己的贪欲之心,要“俭以养德”,培养自己勤俭节约的高尚的为官之道。首先作为君王要象“舜禹”学习,虽处天子之位,仍以“勤俭”的道德情操自居。孔子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泰伯》,说明舜禹已经是天下的主人了,可以说荣华富贵享受不尽,可是作为帝王的舜禹虽身处在财富的包围之中,仍能保持住自己清醒的头脑,不注重生活的享受,而是“俭以养德”,“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泰伯》,在这里孔子为当今君主塑造了一个廉洁奉公,勤勉守礼的帝王形象,避免走上“死于安乐”的道路。
     作为大臣们更要注重自己的“为官廉洁”的形象,他们是老百姓的“父母官”,与老百姓的距离最近,他们是否廉洁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团结。孔子非常痛斥物欲横流的生活方式,反对物质财富的充盈,主张勤俭节约,认为:“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论语•述而》)。当他的弟子为已经非常富有的季氏搜刮百姓聚集钱财时,孔子非常气愤,主张“鸣鼓而攻之”(《论语•先进》),虽然他对自己的弟子是恨之入骨,而季氏才是幕后的指示者,他以权谋私、中饱私囊,对他们这种掠夺不义之财予嘲讽,“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泰伯》。孔子对廉洁的官员是大加褒扬,卫国的公子荆家里有了一点财产就说:“差不多够了。”,后来增加了一点财产便说:“差不多完备了。”,后来又了很多财产便说:“产不多完美无缺了”。可见,公子荆是没有过多的贪欲,不为物累,知足常乐,这样才能在社会中明哲保身,否则迟早有一天会得到国家的制裁。
     虽然孔子提倡廉洁奉公,但并不是把一切富贵都拒之门外,他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他所遵循的求富之道是“仁义”,于是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泰伯》)只要是符合“仁义“思想所取得的钱财都是理应所得,而不涉及“贪污”。同时又主张“富贵在天”,人的富贵不是自己所能主宰的,“富贵得之必以道,为官者之贫富,自由国家法度所定,自有不可违之原则”。( 李会钦:《 孔子“为政以德”思想发微》,平顶山师专学报 ,2002年第3期)
    (2)要举用贤才
    一个国家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君主的身边的智囊团,也就是所谓的贤才,朱熹作注释说:“贤,有德者;才,有能者。”,现在用我们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德才兼备的人,他们对国家社稷具有很强的洞察和分析能力,可以辅正治国。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周之德,其可以谓至德也矣。”(《论语•泰伯》)我们可以看出国家的强大不在于疆土的宽广,周文王拥有天下三分之二的土地,可凭借这样的势力仍要向殷王朝称臣,而舜有五个贤才就可以治理国家;另外任用贤才可以使不仁之人在朝廷永无立足之地,孔子曰:“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论语•颜渊》)正所谓“贤能政治”,可见“举贤才”可以使政治清明,增强官吏队伍的治世能力。贤才应该具备怎样的条件呢?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阐释:
    首先,要具备仁德。选拔官员首先就要具备一定的道德,这里所谓的道德就是广义上的“善”,就是对国家、对家庭的“仁义”之德。孔子曰:“举直错诸枉。”(《论语•颜渊》)这里孔子着重强调贤才的正直;接着孔子又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论语•宪问》)而在这里以马来比喻贤才,着重强调贤才的道德,其实这两处并不矛盾,所谓的“正直”就是建立在“仁义”道德之上的。这里的仁德包括“入则孝,出则悌”、“言忠信,行笃敬”、“周而不比”、“群而不党”、“尊贤容众”、以身作则、节用爱人等等。
     其次,孔子主张应该打破以门第出身为界限的官员选拔制度,不论出身、不论贫贱,只要具备德才兼备就可用之,从而也打破了商周以来的世卿世禄制度,为平民参政议政创造了契机,这与孔子提倡的“有教无类”的教育制度不谋而合,这就有利于老百姓社会地位的提高,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孔子谈到仲弓的时候说:“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论语• 雍也》)这里孔子以耕牛来比作仲弓的父亲,仲弓的父亲虽然出身卑微,且品行不好,但并不能说明仲弓就被这种家庭出身所约束而不能走入仕途,接着孔子高度赞赏了仲弓的贤能,他认为一个人只要用道德,有才能,即使出身卑贱,也一样会受到重用,发挥其才干。孔子就有不少弟子就出身卑微,却在仕途道路上大展其才能,颇有成绩,比如弟子冉有等。
    最后,具备一定的知识。知识需要在学习过程中慢慢去积累,在吸取知识的过程中能提高自己的才华和见识,而且也会慢慢地培养自己的道德情操,真可谓是“一举两得”。孔子就特别推崇“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学有所成,头脑中才会治国安民之策略,这样方能涉及仕途,为国出力。孔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在当然君子是指贵族子弟;野人是指地位低微之人,而孔子则强调“如用之,则吾从先进”,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强调“从先进”,而野人则先要努力学习,有所成就,才能熟知“礼乐”,可见学习对于仕途道路的重要性,孔子鼓励他们从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打破了世袭为特征的世卿世 禄制,具有进步意义。
    (二)统治者要以民为本
俗话说:“得民心者得天下”,一个国家的兴亡取决于是否人心归附,而黎民百姓能否受到王道的恩惠直接影响到人心的团结和安定。“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不以“安百姓”出发点,必将加速一个朝代的灭亡。当孔子的学生子贡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论语•雍也》)孔子接着说:“问事仁!必也圣乎!”(《论语•雍也》)极其孔子赞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观点,并认为是“圣乎”,可以说这种境界是“仁”的最高境界。接着孔子又对统治阶级提出了“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的要求,充分显示了孔子“泛爱众”(《论语•学而》)的思想主张。在春秋时期,平民的地位是非常低下的,有的甚至不如牲畜的地位高,虽然孔子的立足点是统治阶级,但他的思想则很多地倾向于平民百姓,关心百姓,当他的马厩起火了,他首先问的是是否有人员伤亡,而没有顾忌马的生死,可见孔子是非常关系老百姓的安危的,在《论语》中处处彰显了他的“爱民”之心,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理想的“和谐社会”的壮观景象。那么作为统治者如何来实施“以民为本”的“仁德”呢?那就是要富民、教民。
    (一)富民
    富民也就是要“养民以惠”, 孔子认为,国家的富足首先要以人民的富足为基础,“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让老百姓在社会生活中要确确实实地感受到国家带来的恩惠,要把老百姓的富足摆在实施国家战略的首位,“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这样当家需要百姓为国出力的时候,老百姓也会毫无怨言地听从国家的调遣,从而有利于在战火纷争的年代团结百姓,使自己出于不败之地,否则就会兵败如山倒。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孔子把“足食”放在了首位,在古代粮食的多少象征着家庭的富裕,所以说“足食”即“富民”,只有“富民”才能“足兵”,才能确保国泰民安,这是君主自然而然地就能就能受到老百姓的认可,从而能取信于民,永保国家繁荣富强。那么怎么能让老百姓富裕呢?
    首先统治者要重视发展农业,这是最根本的措施。当它的学生南宫适对“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论语•宪问》)充满疑惑时,孔子说:“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论语•宪问》),孔子充分肯定了“民以食为天”,统治者要从国家的稳定出发来重视农业,在古代农业是劳动人民的惟一的经济来源,人们有了充足的食物,也就有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而大禹正是顺应了老百姓的心意,亲自下地耕耘,重视农业,于是孔子大加赞赏:“这真是一个君子啊!这个人的品德可真是佩服啊!”,表达了对身为统治者的禹的无比敬仰之情。
    其次要减少苛捐杂税。在古代农业技术非常落后的时代,人们可以说是靠天吃饭,人们对自然灾害毫无预防措施,从而造成了百姓庄稼减产的现象屡有发生,给百姓的生活带来了阴云。在这个时候作为统治阶级就要及时地调整税收策略,减少税率,以安抚百姓的“怨天尤人”的情绪。有一次鲁哀公向有若请教一个问题:“年成不好,国家的用度不够,应该怎么办呢?”有若接着说:“为什么不实行十分抽一的税率呢?”,鲁哀公奇怪地反问道:“十分抽    二,我还不够,怎么能十分抽一呢。”,有若回答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孔子非常反对过重的赋税给百姓带来的沉重负担,主张减轻百姓的负担,所以他的学生有若也深受老师孔子的熏陶,发扬了“泛爱众”的思想。
另外统治者还要“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就是要让老百姓在农闲之时才去服兵役,而不违时令,不耽误庄稼的收种时间。“‘食哉唯时’(《尚书•尧典》),时令对农业生产关系至巨,只有‘岁月日时无易’,才能‘白谷    有成’《尚书•洪范》,才有人民百姓的富足。”(王棣棠:《孔子思想研究》, 兰州大学出版社, 1988年3月第一版, 第79页)
    (二)教民
    在百姓物质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保障的基础上就要“富而后教”,“教”是为了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水平,这也是儒家的政治理想,当孔子去魏国的时候,冉有说:“魏国的人口可真多啊,下一步该怎么办?”,孔子说:“先让他富”,接着冉有又问:“富起来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孔子回答说:“教育他们”。“富”是物质基础,是进行“教化”的前提,而实行“教化”是“富”之后的必然趋势,所以孔子实行“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不断地提高平民百姓的道德素质。孔子提倡用道德和礼仪来教化百姓,反对用政令和刑法,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说明了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德治优于法制,德治能使从百姓从内心和精神上受到谴责,从而使自己良心发现,避免下次再犯错误,这也说明了刑罚只能使人们受到肉体的屈服,而不能使内心屈辱,唯有道德才能使人们从内心深处彻底屈服。于是孔子说:“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论语•尧曰》)说明了君主的职责之一就是要对民众节能型礼乐教化,否则不问青红皂白对一切有过错的人们进行杀之,就会成为一代暴君,其自身也会难保。那么用什么途径来对百姓来进行教化呢?
孝悌文化在古代社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下可以保持家庭的和睦,上可以保持国家的稳定,是人们安身立命的根本,是治国安邦的大道。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说明了不能敬养父母的人和犬马没有区别,这就要求孝敬父母要善终追远,这样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另外还要敬爱长兄,这样才能才能做到“入则孝,出则悌”(《论语•学而》),真正实现家庭成员间的和睦相处。把这种“小家”的“孝悌”之道扩展到到对国家的管理层面,也就是所谓的“孝治”,以此可以唤起臣子们忠君报国之情。孔子曰:“出而事公卿,入则事父母”(《论语•子罕》)侍奉父母与侍奉君臣是一脉相承的,“事父母,能竭其力”(《论语•学而》)才能“事君,能致其身”(《论语•学而》)从平民百姓的角度来看,推行“孝道”无疑能够提高人们的道德素质,淳化民风,能够巩固正常的社会制度,维护社会的稳定。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推行“孝道”可以培养大批誓死效忠的忠臣,从而能为国家尽犬马之劳,对国家的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忠信是人与人的交际中必备的一个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忠信与社会的安静团结有至关重要的联系,重忠信才能减少欺诈行为,减少人与人之间的猜疑,增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增强国家的和谐稳定。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孔子认为不讲信用,不能立身处世,诚信的人能被社会所认可,才能在社会上站得住脚跟,否则会被社会所抛之,被人们所唾之,其下场是可悲的,于是当子张问孔子怎么才能提高品德修养时,孔子说:“主忠信,徙也,崇德也。”(《论语•颜渊》)强调“崇德”是以忠信为本,惟一是从。孔子所提倡的“忠信”,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要“言行一致,说到做到”,于是孔子说道:“言忠信,行笃敬”(《论语•卫灵公》)这样在为人处事方面畅通无阻。所以讲忠信的人能够凭借自己的道德情操“与朋友交”(《论语•学而》)于是就“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但我们这里所强调的朋友是慎之又慎而交的志同道合的朋友,这样可以“以友辅仁”(《论语•颜渊》)藉朋友以培养自己的仁德,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近朱者赤”。 可见“忠信”的作用是非常广泛的,它不仅能够影响一个人的道德素质,更重要能够感染身边的一大群人,在潜移默化中就提高了社会大众的整体的道德素质,从而加强了社会的稳定和团结。
    三、孔子“以德为政”思想对当代社会的启示
    人们群众是社会进步的直接推动力量,是历史的创造者。在当今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党和政府在抓住经济这根主线的同时,继续一如既往奉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治国的首位,特别是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果断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新型的执政理念,可见党和政府对人民生活等方面的高度重视。孔子的“以德为政”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顺应当今社会的发展(当然有些内容我们也是应该摒弃的),仍然具有发光发亮的地方,比如说廉洁奉公,宽民减负,道德教化等等思想,这些思想与“以人为本”的思想是相辅相成的,这同时也要求了我们党要从严治党,执政为民。
    (一) 首先要树立政府的公信力
    在《论语》当中,一共有38处讲到了“信”字,其中有24处包含着守信用的意思,不仅包括平民、朋友之间要以“诚信”相处,还包括百姓对君王的“信任”问题,可见“信”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在《颜渊》篇中,孔子的学生子贡请教治理国家的道理,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问:“如果迫不得已去掉一个条件,应该去那一个?”孔子曰:“去兵”,子贡又问:“如果再去掉一个呢?”,孔子回答:“去食”,最后又解释道:“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从而说明了如果人民不信任,国家政权就危在旦夕了。着力加强政府公信能力建设,提高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应该成为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须臾不可“去”的大事情。(邵景均:《执政当以民生为本》,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第37页。)
    所以共产党员要以身作则,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孔子在《泰伯》篇中说:“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但现在国家政府人员铺张浪费等现象比比皆是。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牢记“两个务必”,带头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带头反对铺张浪费和大手大脚,带头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在各项工作中都要贯彻勤俭节约的原则,真正把有限的资金和资源用在刀刃上。说明了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党政机关人员的“铺张浪费”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个别干部奢侈糜烂的生活作风,让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又重新回归到党员干部的作风当中。另外在廉政干部建设方面,国家也重手出击,加强了干部的监管力度,一旦查出存在“腐败”之风,立即惩处,绝不手软,使一些高官纷纷落马。
 国家在人才选用方面,奉行招纳“德才兼备”的原则,杜绝任人唯亲。孔子曰:“举直错诸枉”(《论语•颜渊》)接着孔子又说:“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可见孔子是一个非常注重德才兼备的教育家和政治家,他在培养自己学生的时候首先培养其道德和学识,当学有所成之后,鼓励学生从政,出现了像子贡等一大批优秀的忠臣。党的执政能力来自于大批优秀人才,执政地位的得失取决于人才的得失,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周之德,其可以谓至德也矣。”(《论语•泰伯》)现在国家健全和完善人才制度,在今天,凡是有法定政治权利的公民,一律平等,没有什么“卑”与“辱”的身份和地位,只要德才兼备,都有被党和人民挑选出来做领导的权利,同时,只有选拔人才的视野广阔、心胸开阔,才有人才可用。(邵景均:《执政当以民生为本》,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第126页。)
    (二)以民生为本
    孔子非常注重平民百姓的生产生活,提出了很多爱民的思想,比如说“使民以时”,“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等等一系列“富民”、“利民”的思想。“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儒家政治思想最核心的价值。孔子提出的民本的思想,认定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孔子“为政以德”思想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启迪 席云玲 河南纺织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第19卷第2期2007年6月)。对当今“以民生为本”理念的提出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现在国家更是把民生问题放在了各种那个问题的前沿,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全审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不论是指导思想,主要目标,还是提出的各项重大举措,都突出地强调了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改善民生,更加注重倾听民声、反映民意、集中民智。这也集中体现了新形势下“以民生为本”的执政理念。
    在《颜渊》篇中,孔子的学生有若与鲁哀公关于赋税的对话中就腹水的税率问题展开了讨论:有若曰:“盍彻乎?”,鲁哀公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有若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在这里借孔子学生有若之口道出了孔子思想中反对过重的赋税,主张减轻民众负担的见解。现在党中央也看到了税收过重给老百姓带来的沉重负担,造成了农民收入相对减少,从而间接地影响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直接后果是影响国家经济的发展,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顺利实现,党中央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出台了关于“农村税费改革”的一系列政策,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明年将在全国全部免征农业税,原定5年取消农业税的目标,3年就可以实现。”可见中央对农村税收改革的认识深,力度之大,决心之强,切实有效地解决了困扰中国老百姓几千年的税收负担。
    (二) 加强公民的道德建设
    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可见道德的力量之大,能够能使人从思想真正认清“丑”与“恶”,规范自己的行为,以创造一个安静和谐的社会。为此,党中央印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大力宣传‘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二十字道德规范,有利推动了新形势下公民道德建设。在公民道德建设的同时要要以爱国主义精神为旗帜,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诚实守信为重点,大力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认真践行“八荣八耻”的基本要求,形成知荣辱、树新风、促和谐的文明风尚。
参考文献:
[1]张葆全:《论语通译》,漓江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
[2]《论语新裁》:马千里,重庆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
[3]《百家品论语》:蔡希琴,中国城市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
[4]李翔海:《生生和谐——重读孔子》,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年3月第1版。
[5]李启谦,姜林祥:《孔子思想与当代社会》,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
[6]夏伟东:《中国共产党思想道德建设》,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
[7]邵景均:《执政当以民生为本》,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